經濟學上有個名詞叫“資源詛咒”,它大多數表現為,在一些資源豐富的國家和地區,易得的資源擠占了大量生產要素,導致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反而比資源稀缺的地方慢。湖北的資源詛咒在于交通實在是太便利了。
2002年6月16日凌晨,三個十三四歲的男孩在深夜中走進位于北京海淀區學院路20號的石油大院,其中一個人拎著一瓶2升裝的雪碧瓶,里面裝著透明的液體,黑夜里,看起來和喝了幾口的雪碧沒有什么不同。幾分鐘后,院內一家名叫“藍極速”的網吧躥出了火苗,火勢迅速蔓延。
兩天前,三個男孩中的兩人在藍極速網吧與工作人員發生了沖突,憤怒之下決定“要出這口氣”。他們隨身帶著的雪碧瓶內裝著1.8升買來的汽油。78名消防員經過一個小時的撲救才將火撲滅。在個人電腦尚不普及的時代,大部分人只能在網吧體驗新奇的互聯網,他們中的部分人走進的是沒有資質的“黑網吧”,其中有25人成了“藍極速網吧縱火案”的遇難者。
互聯網以這樣一種悲愴的方式宣告著大眾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的統計,在發生縱火案的這個月,中國的網民人數達到4580萬人,而CNNIC成立的1997年,該機構統計到的網民數量還只有62萬人。幾年來,中國網民數經歷了指數級的增長,誰都無法忽視隱藏在網民人數暴增背后的新商機。
1998年,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中國風險投資之父”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關于盡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提案》,這就是后來被認為引發了一場高科技產業新高潮的“一號提案”,風投創投在中國徐徐拉開帷幕。就在此時,日后以投資回報率高而著稱的三名湖北投資人第一次進入了投資領域。三個人分別是汪潮涌、劉芹和龔虹嘉。
資本來自哪里,這是一個困擾企業家的難題,對于投資人而言,這個問題更加嚴峻,因為他們要在中國改革財富積累尚處薄弱的時候先于企業家挖到寶貴的第一桶金。有趣的是,三個人用三種不同的路徑給出了三個答案。
1998年,時任國家總理朱镕基希望在亞洲金融危機后能有一批在華爾街有實踐經驗的金融專家為國家的經濟做些貢獻。為了回報老院長推薦自己出國留學的知遇之恩,汪潮涌響應朱镕基的號召,辭掉了摩根士丹利的工作投身國家開發銀行的籌辦,薪水只有象征性的一元錢。與巴菲特在釣魚臺國賓館共進的晚餐就像是汪潮涌心底一只不安分的兔子,他一直有一個資本市場夢。一年后,汪潮涌從國家開發銀行離任創辦自己的投資公司。汪潮涌曾供職摩根大通銀行、標準普爾、摩根士丹利等國際著名金融業公司,年薪達幾百萬美元,這成了他財富的原始來源。為了創辦公司,汪潮涌把之前投資的eBay、雅虎、Intel等互聯網公司的股票通通賣掉,并引入外部投資者,籌集2000萬美元啟動資金,創辦信中利資本公司,這是中國本土第一家創投公司。
與汪潮涌不同,多年后憑借投資小米為大眾所知的劉芹現在還沒有足以創辦投資公司的個人積淀。大學畢業后他在武鋼任職,這種生活讓他厭倦,不久他選擇辭職繼續攻讀學位。1998年,劉芹考入中歐國際商學院,畢業后他加入一家家族基金晨興集團,幫“先富者”打理資本,做起了職業投資人。
三個人里,龔虹嘉更加腳踏實地。這個在1982年拿下湖北高考唯一滿分作文的文藝青年陰差陽錯地考入以工科聞名的華中科技大學前身——華中工學院的計算機專業。在理工科學生強手如林的華中工學院,龔虹嘉發現自己在學習方面毫無優勢,雖然離記者、律師的人生理想越來越遠,工科經驗卻為龔虹嘉日后從事投資行業提供了獨到、專業的眼光。畢業后,龔虹嘉在改革前沿陣地廣東完成了財富積累。1995年,龔虹嘉從高校科研團隊發現商機,投資了一家由3個人均年齡超過60歲的老教授創辦的企業——浙江德康通信,專職研發手機即時計費系統。1998年,德康通信被中國互聯網發展史上的著名公司亞信科技收購,在交易置換中,龔虹嘉成為亞信科技的股東。2000年,亞信科技登陸納斯達克,成為在納斯達克上市的第一家中國概念股。龔虹嘉的投資獲得了回報,他也擁有了實力不斷施展錢生錢的魔法。
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世紀之交提出了一個觀點:世界是平的。在全球化的進程里,國家與國家、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系正在變得前所未有地緊密。中國上一次感受到全球一體化帶來的沖擊是亞洲金融危機,沒想到幾年后,誘生亞洲金融危機的華爾街金融大鱷城門失火,籠罩在美國資本市場上的互聯網泡沫悄然破裂,另一輪全球資本危機向中國的海岸線撲來。
互聯網泡沫破滅為汪潮涌帶來了機會。在搜狐上市前,汪潮涌就曾考慮投資這家由清華師弟張朝陽創辦的公司,卻錯失了窗口。2001年,搜狐在美股遭遇拋售,股價下降到1美元附近,汪潮涌趁機大量收購。2003年,納斯達克復蘇,汪潮涌收獲了超過15倍的高額回報。
劉芹沒有汪潮涌幸運,當時他還只是個投資市場的打工仔。市場一片冷淡,他只能每天去打網球,焦慮在他心中縈繞了幾年,他甚至覺得自己將要告別投資這一行當了。2003年,劉芹結識了還在金山擔任總經理的雷軍,兩人漸漸熟悉后,雷軍看到了劉芹身上獨特的品質,他堅定地告訴劉芹:“不要低估了自己的潛力,你有可能成為中國最好的投資人。”

依照雷軍的地位,如果中國互聯網有一部《封神榜》,雷軍一定穩坐前排,雷軍超越劉芹的不僅是閱歷的差距,也有視野的差距,來自職業經理人的一番鼓勵對一名投資人產生了終身影響。雷軍創辦小米后,劉芹與雷軍通了12小時的電話后決心入局投資小米,最終獲得了百億美金的投資回報。
2001年,龔虹嘉正心心念念地想要入股一家做視頻安防的硬件公司,但公司的國資大股東并不想稀釋股份。龔虹嘉發現,音視頻編碼技術正是對方所缺少的,他想到了一位技術人才——王剛。
王剛學習哲學出身,卻跨界在華中科技大學的前身華中理工大學教授大學物理課程。難得的是,王剛熱愛計算機,并且極具天賦。一次,王剛路過位于華中理工大學南一樓中廳的數據庫與多媒體研究所,他敲門進去,告訴研究所的所長,自己要開發出一款比Oracle還好的數據庫軟件。所長沒有覺得王剛在信口開河,而是耐心地了解了王剛的實力,并把他調入了研究所。此后,王剛的編程能力更加聲名遠播。
龔虹嘉與王剛有所交集。把王剛招致麾下,將會增加龔虹嘉的談判砝碼——資本加技術,龔虹嘉一次性解決了創業公司的兩大難題,對方再也沒有拒絕投資的理由。最終,龔虹嘉出資245萬占股49%,控股股東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占股51%,這家被投資的公司叫海康威視。
王剛沒有辜負龔虹嘉的期待,他開發出的H.264音視頻編碼技術,為海康威視解決了技術之急,讓更多的視頻素材可以壓縮存儲在有限的硬盤空間內,極大地拓展了產品的性能。幾年后,H.264成為世界上最為通用的幾種視頻編碼技術之一。
海康威視成了龔虹嘉最成功的投資。2010年5月,海康威視登陸深圳證交所中小企業板,募資34億元。這一年,在海康威視持股占比28.22%的龔虹嘉夫婦以100億元的身價一躍登上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第59位。2011年5月,龔虹嘉限售股解禁;從2011年8月至2023年,龔虹嘉累計套現146.2億元,是海康威視當初上市募資額的4.3倍。由于海康威視大量送股,龔虹嘉的持股額并沒有隨著減持而降低,海康威視2010年上市之時,龔虹嘉持有1.24億股。到2023年9月底,在大量減持后,龔虹嘉仍然持有海康威視12.55億股,占比13.6%。
事實證明,龔虹嘉的作文天賦也好,文藝愛好也好,想要成為記者、律師的夢想也好,最終都比不上資本市場跳動的數字有趣。
當2000年3月納斯達克的股票市場一瀉千里時,雷軍正謀劃著步入互聯網行業。雷軍很幸運,背靠金山的大樹,他不用從雪崩的國際市場尋找資本,金山大股東張璇龍正有意投資互聯網,剛剛從聯想集團分拆出來的聯想投資也表示支持雷軍的項目,有了金山和聯想做靠山,雷軍創辦了卓越網。卓越網一開始做軟件下載業務,隨后轉向了圖書、影音電商。僅僅用了3年時間,到2003年,卓越網已經開始盈利。雷軍預測,以卓越網當時的盈利,股東想要收回投資只需要10到20年。
從雷軍的這個預測不難看出,雖然貴為中國計算機行業元老一代的人物,擁有足夠高視野的雷軍也無法對互聯網行業的未來業態做出準確的判斷。他是非常古典的職業經理人,站在“前現代”的立場,純粹以投資額除以年盈利算出市盈率的方法判斷股東回報,以此作為決策依據對股東負責。但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互聯網帶來的是一次新的技術革命,拿農耕時代、工業革命時代的投資收益算法去套互聯網企業的投資收益率,最大的問題是忽視了未來市場預期的貼現。互聯網時代,預期貼現對于投資收益率的影響前所未有地大,如果以舊有的視角去審視互聯網企業,可能會造成極大的價值誤判。
2004年,亞馬遜創始人杰夫·貝佐斯(Jeff Bezos)意識到中國電商市場的前景,開始尋找投資目標,進入他視野的電商網站有兩個——當當網和卓越網。當當拒絕了亞馬遜,卓越接受了亞馬遜的開價。卓越的股東,金山、聯想控股、老虎基金都獲得了不錯的回報。雖然賺到了錢,“我失飛揚君失卓越”,雷軍也終于感受到周鴻祎在方正飛揚項目被砍后那種刻骨銘心之痛。在雷軍出售卓越后的宿醉里,或許有那么半睡半醒的一刻他明白了,自己的空虛不僅來自于“親生孩子送養他人”,也有一部分來自于他低估了卓越網的商業價值——面對著只會越來越迅猛的互聯網洪流,電商行業注定是未來發展的趨勢,雷軍趕上了早班車,但他跳車了。
2007年,帶領金山上市后,雷軍離開了公司。在創辦小米前的兩年多時間里,雷軍也成了一名天使投資人。周鴻祎評價雷軍離開金山的選擇時認為,離開金山讓雷軍脫胎換骨,“在那之前,你可以說雷軍還不太懂互聯網,在那之后,雷軍成了一個互聯網專家”。
周鴻祎對于互聯網的理解也不是天生就會的,他奉行更為實用的生存準則:打遍天下。
在千禧年之后的最初幾年里,3721相繼與美國互聯網新貴RealNames、中國互聯網域名管理機構CNNIC、百度“開戰”。RealNames在互聯網泡沫中凄涼破產后,周鴻祎一度將CNNIC主任毛偉和百度創始人李彥宏列入“最鄙視的人”名單:前者仗著“半官半商”的“紅帽子”向周鴻祎索要3721的源代碼,被周鴻祎公開告知媒體;后者與周鴻祎對簿公堂。看一看周鴻祎后面人生中遇到的商業對手,這個名單顯然列得太早了。
如果要為周鴻祎的3721時代列一個致命缺陷,飽受用戶抨擊的“流氓行為”要位居次席,最大的缺陷在于商業模式。用戶體驗可以通過產品迭代迅速改變,一旦商業模式陷入思維定式,只能走入死胡同。讓用戶在瀏覽器輸入中文后一點回車直達網站,這本質上是搜索引擎,在周鴻祎與李彥宏還能和顏悅色地聊天、沒有爆發法律沖突和肢體沖突之前,李彥宏就告誡過周鴻祎這番話。然而周鴻祎沒有向李彥宏一樣決絕地將針對C端的搜索業務升級為3721的主營業務。
2004年前后,周鴻祎對3721的發展路線產生了迷茫,“能不能將3721賣出去”的想法開始不斷地鉆進他的腦袋。相繼接觸過新浪、搜狐、阿里巴巴后,周鴻祎收到了最大的開價——雅虎創始人楊致遠出價1.2億美金。這已經是當時中國互聯網公司賣出的天價,周鴻祎欣然應允。他沒有將自己的股份套現離場,而是以股東和管理層的身份加入雅虎,擔任雅虎中國總裁。
楊致遠出生在臺灣,父親是湖北人。2歲時,楊父去世,楊致遠由母親一手養大。10歲起,楊致遠隨母親赴美。楊致遠和周鴻祎都算得上祖籍湖北,但這絲毫沒有拉近兩人的關系。在3721并入雅虎后,文化沖突比比皆是,在周鴻祎看來,楊致遠創業成功后的性格過于寬厚、心軟,影響了雅虎整個公司的氛圍。周鴻祎原本希望借助雅虎的平臺一展拳腳,在搜索引擎上全面發力,與百度正面對抗、收復失地,但在雅虎的溫軟氛圍里,他越是努力,越把自己搞得像是陷在淺泥坑不斷撲騰的鯰魚。2005年,周鴻祎從雅虎離職,受到競業禁止協議的約束,周鴻祎也轉而進入投資行業。
周鴻祎投資的公司有成有敗,一年多的時間過去后,周鴻祎整理好心中的創業激情準備重新出發。2006年3月,他來到了投資過的一家公司——奇虎,準備從哪里跌倒就從哪里爬起來,在搜索的細分市場找尋機會。
3721是“流氓軟件”的始作俑者,發展到2006年,在“流氓軟件”的大旗下,已經聚攏了百度、雅虎、CNNIC等國內一大批叫得出名字的企業,更不要說還有大批叫不上名字的,由此衍生出一個龐大的灰色產業鏈,用戶只能在軟件開發者的“技術淫威”下不知所措。這時,周鴻祎發現了用戶有清爽上網的需求,在奇虎內部安排了一個團隊孵化了一個小軟件“流氓克星”,算是半只腳踏入了互聯網安全領域。“流氓克星”后來更名為“360安全衛士”,“流氓軟件之父”周鴻祎搖身變成“流氓軟件克星之父”。
2006年下半年,由于能夠讓電腦門外漢一鍵清除電腦上隱藏的流氓軟件和插件,360安全衛士裝機量一路走高。

一年后,曾提出“長尾理論”的美國媒體人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的新書《免費:商業的未來》出版,書中提到“當一種互聯網軟件以趨零的生產成本和同樣趨近于零的流通成本抵達海量用戶時,它的價格也可以趨近為零”。此時,率先免費的360殺毒軟件已經從零開始后來居上,占據30.8%的市場份額,用戶數超過1.2億。
有一個問題是不能在這個階段回避的。2023年春天,正處于資本市場股價暴漲、移動互聯網創業熱情高漲的激情歲月,媒體人雷建平寫下一篇文章《出了雷軍周鴻祎,湖北卻消失在中國互聯網版圖》,直指湖北在互聯網時代掉隊的痛點。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2023年被撕開幕布的湖北互聯網行業發展落后的問題,源頭不在2023年,不在移動互聯網鋪開商業化的2023年,也不在智能手機誕生的2007年,人們應該拿好小鐵鍬、背著考古刷一路挖到互聯網在中國的幼年階段、甚至更早,去找尋湖北掉隊的原因。
改革開放也好、互聯網時代也好,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改變社會整體面貌的紅利。時代紅利意味著,只要處于浪潮之中就很容易被它推動,并從中獲得好處。得到了一次好處就想得到更多的好處,在控制論中這叫正反饋,一次正反饋促使下一輪正反饋的到來,從質變到量變,一個地區的業態將會發生整體改變。
比如改革開放初期的溫州,由于人均耕地持有量低,不足全國人均耕地面積的四分之一,山高地薄,無法自給自足,溫州人歷來有經商傳統,政策稍有松動,民營經濟便活躍起來。計劃經濟時代物資匱乏,來自溫州的小商品在全國市場都很有銷路,這構成了第一輪正反饋。溫州模式引發了高層警覺,有領導帶著“割資本主義辮子”的初衷來到溫州,卻發現依靠匱乏的自然資源人民的生活難以得到保證,從事工商業卻是很好的致富途徑,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念指導下,領導轉而支持溫州模式,這構成了第二輪正反饋。一輪輪正反饋鋪墊了浙江民營經濟熱絡的文化,在互聯網時代到來后,浙江成為一線城市之外的互聯網亮點。
并不是每一個改革先行城市都能獲得足夠的正反饋滋養互聯網行業。比起浙江民營經濟的活躍、深圳的創新優勢,老牌經濟強市上海因為受到“買辦”文化影響,重視短期投資回報,注重生活舒適度,這些不利因素構成了互聯網行業在上海繁榮的負反饋,導致上海雖然偶有互聯網明星企業,卻錯過了最佳的發展機會。
湖北的負反饋來自哪里?
新中國成立后重工業當家的產業結構奠定了湖北沉重的產業模式,而從精神內核來看,湖北的碼頭文化與影響上海的“買辦”思維有些類似,它們都生發于長期處于中介化的商業角色之中。
華中師范大學黨委書記、經濟學者趙凌云認為,湖北的這種“內陸意識”主要體現在10個方面:1.線型的思維方式。缺乏開放性、發散性、辨證性,逆向思考。2.粗放的做事文化。很多改革發源于湖北,因缺乏堅持,多開花不結果。3.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識。4.零和博弈的利益觀。5.輕視創業,偏重投機。6.小富即安的財富觀。7.守舊的思想方法。8.小生產的經濟意識。9.物本的發展理念。10.偏狹的資源觀念。
這些對湖北的新生產業做強做大產生了負面影響。
20世紀80年代,李崇淮教授提出“兩通起飛”戰略。這是一個一攬子的龐大戰略,眾多愿景赫然擺在眼前,但發展的資源注定有限。從現實來看,武漢市在政策上最為側重于將自己建設為交通中心和商業中心,武漢的上市公司中,有5家商業企業和1家交通運輸企業,接近地方政府掌握上市指標總數的一半。但即便如此,面對資金、技術、人才要素配置效率更高的沿海地區,武漢的發展疲態也逐漸顯露:改革開放之初,漢正街小商品市場的銷售額是浙江義烏市場的兩倍多;到20世紀90年代初,義烏市場的銷售額已經超過漢正街;2002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漢正街的銷售額僅為義烏市場的37%,只能算是一個區域性市場。
從結果上看,“內陸意識”深刻地影響了湖北的經濟布局。2023年的經濟數據顯示,湖北的出口總體增速、出口增速、進口增速分別高于全國9.7個、5.3個和16.6個百分點,進出口增速位列全國第七。但是,湖北省當年的經濟外向度僅為8.6%,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3.2個百分點,在全國省級行政區中僅排第24位。這一年,同為中部省會城市的鄭州的經濟外向度達到36.5%,武漢的經濟外向度僅為15%。
經濟學上有個名詞叫“資源詛咒”,它大多數表現為,在一些資源豐富的國家和地區,易得的資源擠占了大量生產要素,導致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反而比資源稀缺的地方慢。湖北的資源詛咒在于交通實在是太便利了。封建時代交通不便,中國又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湖北居中的地理位置無可替代,貨物、資金、人力難以大規模遷移,集中在四通八達的楚地是最優選擇。“兩通起飛”戰略的前提便是利用武漢的地理優勢,這是特定時代比較優勢下的選擇,但經濟發展后,貨物、資金、人力的流通成本降低,坐等買賣從天而降的時代一去不復返。
互聯網講究流量,這給人一個錯覺,仿佛流量是天然流動的,只要在流量的“江邊”占個坑,就能從水里捕魚獲利。但實際上,互聯網流量的改道輕而易舉,成功的互聯網公司最先做好的是主動出擊整合資源,資源整合好了,流量自然會來。當雷軍、周鴻祎、劉芹、陳一舟、池宇峰等帶著智慧和資金遠走他鄉的時候,屬于湖北的互聯網暢想已經被沉重的肉身擊倒,當湖北反應過來的時候,只能一磚一瓦地從頭筑巢,等待未來的一個合適時機,給出屬于下一輪互聯網愿景的第一個正反饋。
在這之前,湖北還需要直視一個在這片土地上盤桓多年的老問題——政商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