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求是》雜志刊發了署名為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黨組的文章《譜寫新時代人口工作新篇章》。文章指出,新時代我國人口發展面臨著深刻而復雜的形勢變化,人口負增長下“少子老齡化”將成為常態。

該如何應對人口問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面對疫情等超預期因素對中國經濟產生的沖擊,該如何提振市場信心?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發力點又在哪里?

7月30日至31日,在第八屆“青島?中國財富論壇”上,多位專家學者就上述問題進行了研討。

研究適時再擴大養老理財產品試點范圍

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梁濤表示,去年以來,銀保監會正式啟動養老理財產品試點,目前已有23.1萬投資者累計認購養老理財超過600億元,總體開局良好、進展順利,下一步將在充分總結評估基礎上,研究適時進一步擴大養老理財試點范圍。

在促進實現共同富裕方面,梁濤表示,資管行業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回應各類投資群體的財富管理需求,做好客戶細分,切實將國民經濟改革發展紅利轉化為可分享的投資收益,助推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通過提供養老理財等金融產品,解決居民在不同生命階段收入與支出的平滑問題,滿足居民多層次的養老需求。

談及影子銀行治理,梁濤表示,在資管行業發展的各個階段中,銀保監會始終把拆解影子銀行風險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將規范資管行業發展作為這項工作的重要抓手。經過持續的整治,我國影子銀行風險明顯收斂,存量資產大幅度壓降。截至2023年6月末,類信貸影子銀行規模較歷史峰值壓降超29萬億元,有效遏制了資金脫實向虛,為穩住宏觀經濟大盤、發揮金融逆周期調節作用創造了政策空間。

“雖然近年來影子銀行治理成效顯著,但部分產品結構復雜,杠桿水平高,隱藏的風險依然較大。”

梁濤指出,一些銀行對表內的非標投資風險管理不到位,資產分類和撥備計提標準顯著低于表內貸款。部分高杠桿企業借助非持牌機構登記發行所謂的融資計劃獲得資金,實質為企業的自融安排,隱蔽性、涉眾性強。一些機構可能借助不當的金融創新,衍生出影子銀行的新變種,誘發影子銀行風險反彈回潮,對此應保持必要的警惕。

中國人口將進入負增長時代,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重要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表示,根據新的預測,大概在今年或者明年,中國人口將達到峰值,隨后進入負增長,同時印度的人口會超過中國,且將來的差距會非常顯著。這些數據意味著中國將正式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這不是周期性的,不是稍縱即逝的,幾乎是長期的趨勢,新的人口轉折點或將帶來新的沖擊。

我國“七人普”總和生育率是1.3,為世界最低之一,顯著低于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2023年人口增長率0.34‰,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14.2%。對此,蔡昉指出,2010年中國勞動人口開始下降,過去十年經歷的人口沖擊是供給側的,導致經濟潛在增長和實際增長速度下行,我們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的改革來應對。

“今年或明年中國人口將到達峰值,隨后進入負增長。隨著我國正式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同時老齡化加深,需求特別是居民的消費需求將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制約。”蔡昉稱,這標志著傳統人口紅利無可爭辯地消失,必然從供給側和需求側給經濟增長帶來始料未及的新沖擊。

蔡昉表示,人口是一個很重要的經濟變量,人口負增長意味著資源動員的增量減少,人口紅利將轉向改革紅利。來自需求側的制約將是新的挑戰,不僅要穩定和提高潛在增長率,更要關注如何用需求支撐潛在增長能力。未來政策取向應該是不斷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今后十年、二十年最主要的任務是如何讓需求側因素來滿足潛在增長率,能夠實現潛在增長。

蔡昉認為,應對當前的家庭消費不足、收入不足以及應對長期的需求制約,歸根結底需要政府發揮更大的作用,也要調整政府作用的結構和方向,要求政府有新的支出。接下來,財政的作用相對于貨幣政策將會更加重要,財政的支出方向也會發生變化,更貼向于民生,更貼向于社會福利,這些轉變也會影響金融和財富管理。

蔡昉提醒,疫情影響勞動者就業、居民收入和家庭消費,恰與人口負增長的時段重合,短期消費受損的沖擊與長期消費制約的常態相遇,更易產生“磁滯效應”,經濟復蘇難以回歸到原來的軌道,使復蘇后的增長速度處于一個較低的常態。因此,應對疫情對宏觀經濟的沖擊,不僅要保護作為生產者的市場主體,還要保護好作為消費者的家庭。

穩增長必須先穩信心

“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運行呈現V字型增長態勢。上半年平均增長2.5%,已經是一個來之不易的成績。但當前經濟運行面臨的需要高度重視和解決的問題,是市場主體信心不足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張軍擴在作論壇主旨演講時稱。

張軍擴表示,當前需要高度重視并努力解決的問題就是目前市場主體信心不足。企業信心和投資不足不僅影響短期,更影響中長期發展的后勁,尤其是企業預期和信心具有循環加強和自我實現的特點。

張軍擴認為,穩增長必須首先穩信心。擴大內需的政策要持續用力,提振市場主體信心不僅要通過各種救助措施幫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更需要促進需求的恢復,讓市場主體有訂單、有收入、有錢掙。

張軍擴指出,企業信心和投資不足不僅影響短期,更影響中長期發展的后勁,不論實際情況是好是壞,只要普遍預期不好,實際情況可能就會變得比較困難。相反如果普遍預期比較樂觀,實際情況可能就會好起來。

“最近出現的一些問題,比如村鎮銀行的問題、斷供貸的問題等等,其實與市場主體的信心不足都不無關系。”張軍擴稱。

那么如何解決市場主體信心不足?張軍擴表示五個方面比較重要:

首先,要以科學的態度精準高效地統籌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第二,擴大內需的政策要持續用力。要提振市場主體信心,不僅要通過各種救助措施幫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更需要促進需求的恢復,讓市場主體有訂單、有收入、有錢掙。雖然6月份以來內需呈現恢復性增長,但無論從恢復的強度和可持續性來講,進一步擴大內需的努力都還是非常必要的,另外要努力保持擴內需特別是促進投資的政策力度。

第三、要著力提升政策的透明性和可預期性。政策的調整需要充分考慮對企業的影響,政策的頒布要有一定的“提前量”,從而給企業的調整留下一個必要的、合理的過渡期。如果由于特殊的因素、特殊的原因需要短期改變政策,就要考慮對那些合法合規經營而純粹由于政策變化造成損失的企業給予一定的補償。

四、優化營商環境要進一步走深走實。優化營商環境的工作存在不小的進步空間,尤其是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需要突破,比如一些地方新官不理舊賬,拖欠企業賬款等等。

最后,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推動關鍵領域改革開放取得更多更大的進展。與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相比,與廣大市場主體的期待相比,一些重要改革的進展還不盡如人意。

“比如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比如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切實打破對非公有制經濟企業各種隱形壁壘和隱形歧視等等改革的要求,有些要么進展相對比較慢,要么雖然有了進展,但市場主體的改善還不是特別顯著。”張軍擴稱。

資產負債表應成為當前政策的一個著力點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在論壇上表示,資產負債表是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一個核心問題。資產負債表的收縮與擴張決定了經濟是收縮還是擴張。從這個角度看,資產負債表應成為當前宏觀政策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也應成為當前政策的一個著力點。只有資產負債表得到修復,經濟才能穩得住。

“資不抵債,企業就會破產。”劉尚希表示,資產負債表決定了企業是否可以持續經營。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如果資產負債表出現普遍收縮,那么經濟也會收縮;如果資產負債表出現普遍擴張,那么經濟也會增長。資產負債表正變得越來越重要。資產負債表的重要性還在于它自身發生了的重要變化。

劉尚希表示,資產負債表從過去的一個財務概念,變成了一個金融概念。從財務學的角度看,資產負債表的計量基于歷史成本法。財務學內的資產負債表對于經濟變化的反映是不明顯的。但資產負債表從財務概念變成金融概念后,對經濟的敏感性增強,特別是對資產和債務的確認與計量規則發生了變化,使得資產負債表呈現出顯著的順周期特征。

劉尚希指出,當宏觀經濟出現一些風險時,受到影響的資產負債表可能會急劇收縮,收縮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導致一連串企業甚至行業資產負債表收縮,引發經濟下行壓力。相反,當經濟上行時,資產負債表擴張,對企業資產的估值開始基于未來的價值,經濟也會相應擴張。因此經濟的收縮或擴張建立在資產負債表的基礎之上。

“因為資產負債表的特性發生了變化,在經濟金融化的背景下,我們很難再從傳統的財務角度理解資產負債表,而要從金融的角度去理解資產負債表。”劉尚希稱,這一角度的轉變非常重要,資產負債表之所以成為各種不確定性和風險的放大器,就是因為它的金融屬性大大增強了。

劉尚希表示,更重要的是,資產負債表是關聯的,從部門的角度來看是關聯的,各國的資產負債表也是關聯的。通過這種關聯,風險會相互傳遞。因此,資產負債表尤其是頭部企業資產負債表所帶來的影響值得高度關注。如何及時處置資產負債表的惡化,特別是頭部企業資產負債表的惡化,是遏制市場風險公共化的一大關鍵。對于企業出現的問題,要從宏觀和整體的角度去判斷,要看到一些風險帶來的連鎖反應可能會沖擊整個宏觀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