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義孚先生于2023年8月10日在美國麥迪遜仙逝,享壽九十有二。僅在一年前,義孚來電郵時莫名有這么一句結語:“我身體還行,不過我確實感受到年歲和土地的召喚了。”老先生還嫌不足,竟在信末用了一個自嘲的表情: (原文:“I am resonably well, but I do feel my age and the call of the earth.”)。

段義孚在書房

我和義孚自2000年代初開始書信往來,斷斷續續一晃竟二十余年,交流都是用英文。記得2005年初次在北京見面時,我發現義孚講中文語速緩慢,卻是字正腔圓的京調。這自然與義孚出生在天津、成長于書香門第的背景相關。時隔六十余載,重返故里,義孚笑談從學英文到學中文的逆轉:在他“從心所欲”之年,仍然保留著一套兒時學英文的卡片,即中文語匯后面注了英文——只不過現在是倒過來用,學中文了。義孚由此坦言,中文早已不足以表達自己。

段義孚何許人也?應該說,他在中國知識界,足可算一位“聞人”矣!記得不久前,一位著名建筑師在上海交大演講時,對青年學子說他最喜歡的作者是段義孚,而且尤其愛讀其《回家記》(Coming Home to China,2007)。我一時感動,當即自豪地告知這位建筑師,是我邀請并說服義孚于2005年到北京參加“土地恩怨”(Topophilia and Topophobia)學術研討會,算是《回家記》的促成者。義孚時隔半個多世紀再次踏上故土,感慨萬千,返美后不久,文思泉涌,很快即成書《回家記》。

《回家記》,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年1月版

《回家記》英文版書影

在國內學界,我們通常將義孚定義為“人文地理學”的奠基人。在西方學界,義孚著作等身,并收獲諸多學術榮譽頭銜,算是個不折不扣的“達人”,卻還稱不上“聞人”。義孚曾經描述過美國所謂“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如上過《時代周刊》封面和美國郵票的頂級“聞人”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一位文化人類學家,對美國社會指點江山,儼然一副“家里大閨女”(daughter of the house)的派頭。在和義孚多年的交往中,筆者時常私下臆測,以他的思想、才華和著作而言,假設也如米德一般對美國社會和公眾文化產生巨大影響,那會是一個怎樣的局面?以義孚敦厚溫雅的心態,或許本人的遐思流于世俗了。但若拿學問來提一提,義孚的學問人生似乎證明了現代社會(尤其是在美國文化主導下)的一個普遍現象:“達人”往往達不到“聞人”的影響度,而許多社會“聞人”,如一位睿智的比利時學者所言,他們似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卻無任何智識(They seem to know everything, but understand no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