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王水照先生出版了由他口述、由復旦大學侯體健教授等整理的《王水照訪談錄》(以下簡稱《訪談錄》)。該書集結了十二篇深度訪談,在時間上覆蓋了先生負笈北京大學、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以及復旦大學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這樣三個最重要的求學任教階段,在議題上則涵蓋了先生在新宋學、詞學、錢鍾書手稿集以及文章學研究方面的研究緣起和近年來的學術興趣。可以說,這本訪談錄是先生對自己畢生求學、教學、研究經歷的比較全面的回顧和總結。

早在1998年,王先生就出版過《半肖居筆記》,該書系由報紙文藝副刊的同名專欄系列文章結集而來,以雜纂的短文形式記錄文史考論和讀書心得。2008年又出版過一部《鱗爪文輯》,得名于錢穆先生《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一鱗半爪”之語,該書在《半肖居筆記》舊文基礎上做了篇幅相當的增補,收錄文章是帶有學術性質而介于論文和隨筆之間的讀書筆記和隨想心得。作為宋代文學研究界的泰斗,先生撰寫了大量學術著述,在學界產生的深刻影響力有目共睹。而從《半肖居筆記》到《鱗爪文輯》,再到如今的《訪談錄》,這一系列文本則為我們提供了先生致力學術著述以外的文史視野,亦具有獨特的學術和文化價值。

《王水照訪談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7月版

正如作家訪談能夠為解讀作家作品指示線索一般,這些隨筆札記性質的文本首先是學者本人治學經過和方法轉向的絕佳注腳。作為北大中文系55級的一員,先生在集體撰寫“紅皮”《中國文學史》和“黃皮”《中國文學史》的過程中,開啟了對文學史問題的漫長觀照。他被指定為“紅皮”《中國文學史》宋元組的負責人,以及他在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工作時期出版的首部個人著作《宋代散文選注》,都是他將宋代文學作為主攻領域的推動因素。由他主導的從唐宋文學領域對日本學人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論”的回應,引發了“新宋學”的理論建構。與“重詩輕文”現象相伴生的一大問題是,什么樣的古典散文才有資格進入到中國文學史的書寫中來?文學史評價散文的標準何在?這些追問又催生了他對中國古代文章學研究的濃厚興趣。駱玉明教授曾經評價王先生的治學特點為兼有“一代之學”、“一方面之學”和“一以貫之之學”。其中的“一以貫之之學”,即是努力地體會、理解中國文化的整體性傳統,在文學研究的工作中對之加以繼承和發揚,使之在當下民族文化的建設與發展中起到有益的作用,而這一切又并不背離現代的和世界性的視野。體現在方法論上,則是堅持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文學本位與國族本位,同時不斷借鑒其他學科的新方法、新視野和新材料。而這些學術生產背后的關竅秘旨和方法支撐,都可以在先生的系列筆記中找到有跡可循的線索。

《宋代散文選注》,王水照選注

這些隨筆、訪談不僅有助于揭示大家學者的學術履歷和研究方法,其非正式(相對于學術著述而言)的文本之間也構成了某種互文性。比如,《半肖居筆記》中收錄了一篇《鵝湖書院的沉思》。這篇學術隨筆從先生游覽鵝湖書院舊址的感受寫起,懷想淳熙二年朱熹、陸九淵探學問理的“朱陸之會”,同時也揭開了此后另一場鮮為人知的鵝湖之會。南宋淳熙年間,有志光復的思想家陳亮約請辛棄疾、朱熹共赴鵝湖一會。然而,陳亮在當地滯留了十日,與辛棄疾同游鵝湖,朱熹卻終未能如約赴會,辛、陳二人只得悵然分別。陳亮東歸以后,辛棄疾在次日還曾帶病追之,中道方棄,心中郁結別有懷抱可見一斑。但是,關于陳亮積極促成辛棄疾、朱熹兩人鵝湖之會的動機、陳亮和辛棄疾在鵝湖的互動,以及朱熹未能赴約的原因,相關文獻盡皆付之闕如,留下的只有陳、辛相互酬唱的五首《賀新郎》詞。這篇隨筆即以此五首相當受限的詞作和詞序為線索,加上當時有關歷史、政治、學術的側面資料,輔以合情合理的忖度,做出了審慎細致的假設推斷:陳亮想要在宋孝宗獨立主政期間調停朱熹和辛棄疾之間的分歧,搭建起當時最強的文武聯盟,但是朱熹和辛棄疾兩人不僅對光復時機和條件的政見不同,而且在文化性格上也有著巨大的差異,終究導致鵝湖之會的破滅。在《訪談錄》中,先生就介紹了這篇隨筆的構思由來,也解釋了之所以把這些材料處理成一篇隨筆而非正式學術論文的原因。由于這一事件至今史無明文,除了文學性的詞作之外再無可以用來實證的素材,如果強行敷衍成文則多主觀臆測,而就此輕輕放過又殊為可惜,未若以彈性較大的隨筆文體權且錄下,待日后有機會發現更多材料再敲定核驗。這一處置方式彰顯了前輩學者的精審智慧,以及對待學術論文的嚴肅立場。此外,《訪談錄》重提了《半肖居筆記》、《鱗爪文輯》中曾經談到的“魯迅型”與“鷗外型”的研究路徑的取舍問題,再申了運用國外理論觀點解讀本國文字須以本國文學所需為主、增進對本國文學的認識為先的判斷。這些創作時間不一的文本互有聯系,互為補充,雖各有其所應置入的社會文本結構,有助于我們還原相應作品和學術見解的穩定意義,同時卻也指向其各自所處的社會文本總和之外更豐富的文化空間。文本中得出的結論,既有對同一個問題所展開的長期的、反復的思考,也有切中時弊的、富有針對性的側重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