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一周,福布斯披露了一份新的全球富豪榜,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中國首富的易主——字節跳動的創始人張一鳴以594億美元的身價問鼎中國企業家富豪之首。

如果我們再次審視這份榜單,會發現,如果放在全球視野來看,張一鳴可能也并不是那么特殊:這份榜單上除了多年未變的榜首沃爾瑪創始人,依次往下的巨富們,幾乎都是科技互聯網公司的掌舵人。作為一款全球風靡軟件tik-tok的創始人,張一鳴不出現在這份榜單上,或許才是新聞。

從客體層面來看,從此前的制造業工廠主到后來的房地產商,再到接棒的互聯網科技新貴,江山代有才人出,產業浪潮不停奔涌,財富的蛋糕也越做越大。從主觀層面來看,公眾對于富豪的態度,這些年隨著產業的變化也由索尼變化——當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種態度的核心,逐漸從如何做大蛋糕轉移到蛋糕如何分配上。

如今互聯網公司的創始人們,顯然正在努力適應時代的變化。這種努力,不僅僅體現在美團王興在解讀財報時把美團這個名字“強行”解讀為“一起更好”,更體現在騰訊和阿里巴巴真金白銀地直接推出百億級別的共同富?；?。

今年8月中旬,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研究了扎實促進共同富裕的問題,提出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而在“共同富?！敝匕跣畔⑨尫诺膬芍軆?至少有超過70家的大型公司,包括不少行業內頭部企業,在向香港、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提交的報告中提及了“共同富?！?。

分配是另一個重要的問題,需要單獨討論。當我們聚焦在共同富裕這一目標下思考商業,會發現商業的目的正在發生改變。如今的問題是,在創造利潤之外,企業的社會價值到底是什么?在共同富裕的語境下回答這個問題,不是簡單的社會責任理論能夠解釋的,還涉及到我們如何在更大的環境下重新審視互聯網公司定位的問題。

在本輪科技浪潮來襲之初,互聯網公司們以德魯克所說的“破壞式創新者”的面目出現在公眾視野,他們的出現讓大家開始逐漸意識到一個現實,那就是數字化的力量絕不僅僅是把我們的現實世界信息化,而是在數字荒野里重新開辟一個元宇宙。經過數十年發展,這一個元宇宙已經成為我們賴以生存的數字空間,我們猛然發現,曾經的邊緣創新者們,成為了我們衣食住行的主宰者。因此,他們的能力和權利,有待重新界定。

這種位置變化對一個社會而言,需要一個心理上的適應期,我們當下就正處于這樣一個適應期之中。就像近期流傳的一篇文章里寫的,當年知名科技記劉韌在采訪英偉達(NIVIDA)的CEO的時候,不會想到,今天GPU的影響力已經遠超當年intel的時代。

面對這種變化,中國的公司們特別是互聯網公司們未必要覺得“委屈”,富豪榜上的其他海外同行們,其實跑得更快一些。早在2023年,181家美國頂級公司首席執行官在華盛頓聯合發表了一份《公司宗旨宣言書》。在這份宣言中,包括貝佐斯、庫克等在內的引領美國商業的CEO們集體發聲:一個美好的社會比股東利益更重要。股東利益不再是一個公司最重要的目標,公司的首要任務是創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

重新定位和權責的匹配勢在必行,這也是產業發展的需要。

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承認的現實是,在這個星球之上,在互聯網上無遠弗屆的這些數字科技公司正在成為整個時代的中流砥柱,也是國際競爭中最直接的標的呈現。它們在經濟和社會中所處的位置,直接決定著一個經濟主體在該產業的競爭能力。而從這個角度來看,對于互聯網公司的重新定位,還需要更為嚴謹和審慎。